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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为:读不懂中国共产党是西方误读关键丨嘉宾新著先睹㉚

来源:互联网 时间: 2019-10-28 17:24:57

文慧演讲厅是热点问题的学术解释平台,迄今已举办了137场会议,汇聚了270多名各界精英和学术领袖。2019年《贵宾先看新书》节选自2018年7月至2019年底学者和贵宾出版的新书、序言和总编辑,称学者们最新的研究成果展示了新时代的文化自信和中国实力。该项目将于7月13日至12月份运行,每周2-3次。从7月到8月,共发表了22篇文章,13篇将于9月发表。

这是复旦大学中国研究所所长张维为教授的新书《这是中国》(文汇讲堂嘉宾,第31期和第42期)。在这本书里,张维为将自己的经历与国内外热点和难点问题结合起来,将互联网思维融入中国的话语体系,构建了一套以生动的热点问题为切入点的政治领域“中国标准”。从站起来、变得富有到变得强大,中国有信心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中国的解决方案。

《这是中国》,张维为主编,贾忠贤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年8月出版,售价45元

[精选附言]

《这是中国》于2019年1月7日在上海东方卫视播出。它受到的欢迎和回应超出了我的想象。“这是中国”的实践证明,只要我们在话语内容和传播形式上坚持原创性的理论研究和创新,我们就能赢得中西话语之争,赢得广大公众,特别是中国年轻一代对中国崛起和中国道路的真正认同。

自《这是中国》发行以来,这本书共收集了27篇手稿,反映了我对中国崛起、中国之路和中国话语的最新思考。其中一些进一步扩展了我在《中国三部曲》(中国震撼、中国触摸、中国超越)和其他作品中提出的一些论点。这本书的出版恰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我想把这本书献给新中国的所有奋斗者。

-张维为(2019年8月1日)

[选定文本]

从16世纪到18世纪,“中学西进”对欧洲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我们可能听说过一个叫“西学东渐”的概念,这意味着西学不断传到中国,影响到中国的各个方面。事实上,在历史上还有很长一段时间“向西方学习正在逐渐传播”,也就是说,中国知识一直在向西方传播,影响到西方的各个方面。

*伏尔泰和其他欧洲启蒙思想家对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充满尊重

中国有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名叫朱钱智。早在20世纪40年代,他就写了一本书,指出欧洲文艺复兴发生在意大利,不是偶然的。为什么?因为那时,意大利是欧洲国家和中国接触最多的地方。通过丝绸之路,中国的物质产品和文化思想也传播到了意大利。他认为从13世纪到16世纪,中国的许多重要发明通过阿拉伯世界传播到欧洲,为欧洲的复兴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历史学家朱钱智

从17世纪到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许多思想家都对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充满了尊重。他们对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的研究和传播对欧洲启蒙运动乃至欧洲各方面的发展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

众所周知,法国最伟大的启蒙思想家之一伏尔泰是中国文明的“铁粉”。他说了许多赞美中国文化的话。他这样写道:“中国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古老、最大、人口最多、治理最好的国家。”我们的一些学者说伏尔泰可能不太了解中国的真实情况,所以这可能是一种浪漫的向往。事实上,只要我们把历史还原到伏尔泰生活的那个时代的欧洲和中国,看看这两者之间有什么最大的区别,我们就会明白伏尔泰的评价是真实的。整个17世纪,甚至18世纪上半叶,欧洲一直处于战争状态。当时,大多数欧洲国家仍然是世俗国家。持续不断的战争是由不同宗教之间或同一宗教不同教派之间无休止的宗教战争造成的。一些学者做了统计。整个17世纪,欧洲大约三年没有战争,前50年一年,后50年两年,德意志民族有30年的宗教战争。当时,德国并不统一,死亡人数不计其数。人们普遍认为至少四分之一的人口死于战争。当时中国的情况如何?这是康干的繁荣时期。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一个世俗的国家。从17世纪下半叶到18世纪上半叶的一百多年里,中国是最大的统一国家,也是普遍和平的国家,不管当时中国有多少问题。与每天都在打仗的欧洲相比,伏尔泰看着遥远的中国,这是一种由衷的钦佩。

*二进制算法源于莱布尼茨对《周易》的启发

可以说,从16世纪到18世纪,我们看到了“中学逐渐引入西方”,即中国哲学、文学、艺术等。随着中国的物质文明涌入欧洲,它影响了欧洲人的物质和精神生活。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如此渴望获得关于中国的知识,以至于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他将在门上贴一个牌子,上面写着:中国知识中心。他认为中国“有令人钦佩的道德和自然神论的哲学理论...这一极其权威的哲学体系建立于3000年前,很久很久以前的希腊哲学中”。

莱布尼茨受《周易》占卜符号的启发,提出了一种二进制算法,成为我们今天使用的信息技术的基础。莱布尼茨还认为,中国在实践哲学中占主导地位,而欧洲在思辨哲学中处于领先地位。双方可以互补,形成世界文化。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

在政治上,启蒙运动倡导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启蒙思想家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偶像是孔子。经过考证,学者朱钱智认为,从16、17世纪开始,欧洲在华传教士,特别是耶稣会士,将中国的理学引入欧洲,影响了大量欧洲启蒙思想家,并为他们提供了“反对宗教”和倡导理性的武器。从欧洲启蒙思想家的角度来看,中国的伟大统一与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形成鲜明对比。他们认为中国的理性和伟大团结是中国和平与强大的根本原因。

*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自由放任”源于老子的“无为”概念

现在人们普遍认为亚当·斯密是经济学之父,而经济史学家普遍认为亚当·斯密背后是法国经济学家魁奈,他非常重视农业。他被当时的欧洲学者誉为“欧洲儒家”。西方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之一是“自由放任”,它源于法国的“自由放任”。人们普遍认为奎斯翻译自老子的“无为”概念。魁奈还特别谈到了中国皇帝如何每年春天在国家祭坛上主持亲农仪式,以显示他对农业和民生的重视。法国国王路易十五于1756年效仿,奥地利国王约瑟夫于1764年效仿,参加仪式以显示他与农业的密切关系。

当然,18世纪也有少数欧洲思想家对中国持相对消极的态度,主要是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和德国哲学家黑格尔。他们将中国政权定义为“专制政权”。随着欧洲经济地位的上升,中国和亚洲地位的下降,他们的观点逐渐成为西方的主流观点,并影响了今天。

今天,我们回顾历史上大规模的“中学西进运动”。一方面,我们觉得西方人出于各种原因很少主动提及欧洲启蒙运动的中国起点。另一方面,我们感到包括中国学者在内的许多学者仍然陷于“西方中心论”。近年来,我一直在西方讲课,并经常提出建议,希望他们能从中国人民的“解放思想”和中国人民的“实事求是”中学习。否则,我担心西方体系将一路走下坡路。

亚当·斯密,经济学之父

西方对中国的误读由来已久,这是它无法理解中国共产党的关键所在。

近年来,美国和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西方自己长期以来误读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问题的关键在于西方不了解中国的政治制度,尤其是中国共产党。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西方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偏见,也是由于西方社会科学在西方经验基础上形成的偏见。随着中国的崛起,整个外界了解中国共产党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今天,如果你去欧洲或非洲举办一个关于中国共产党的讲座,观众会蜂拥而至。当然,前提是说得好并被别人理解。

*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现代化方向最明确的“全面利益党”。

首先,虽然中国共产党的名称是“党”,但它的含义与西方政党的“党”完全不同。与西方的“局部利益党”不同,中国共产党是“整体利益党”,其背后隐藏着中国自己悠久的政治传统。中国是一个“文明国家”。“文明国家”的特征之一是“百国之和”。也就是说,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已经逐渐被数百个国家所融合。这样一个国家自然有自己的政治传统,即统一的统治集团。中国的政治文化传统决定了如果中国的执政党像西方政党一样只代表某些人的利益,那么这个政党最终将被人民抛弃。中国历史上的所有统治集团也想代表人民的整体利益,但这并不容易。然而,即使它不能代表,它也必须声明它代表“整个世界”。像西方政党一样,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公开代表某些人的利益是不可行的。

对中国共产党来说,红色基因更加重要。中国共产党是创始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之前,它通过28年的艰苦斗争,牺牲了数百万共产党人的生命。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为国家独立付出的代价是美国人为美国独立付出的代价的100倍。因此,当然,我们珍惜来之不易的民族独立、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和来之不易的成功之路。当然,我们坚决拒绝并粉碎任何“颜色革命”的企图。

除了传统基因和红色基因,中国共产党还有大量的现代元素。中国共产党有世界上最明确的现代化方向。从站起来、变富、变强,从毛泽东建立一整套政治制度安排,到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再到习近平的“二百年”宏伟蓝图,都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的决策机制包括广泛的协商民主和“新民主主义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决策机制能够更好地协调不同利益群体的需求,最大化人民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西方人经常哀叹西方公司有短期、中期和长期计划,但大多数西方国家没有这样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西方多党制决定了当另一方掌权时,往往很难继续一方的计划。

*三个标准用于判断和衡量世界各地的政党和制度

21世纪的国际竞争日益激烈,政治制度的竞争无疑是关键。我认为有三个标准在这场比赛中特别重要,也可以说是中国的政治标准。

一是看一个国家是否有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权力。如果这个国家有这样的力量,它更有可能获胜。如果没有,下降的可能性更大。坦率地说,中国有,即中国共产党,而美国没有。

第二是看一个国家是否有足够的改革能力。中国需要改革,美国需要改革,欧洲国家需要改革,但我认为到目前为止,似乎只有中国能够推进真正的改革。为什么?因为改革是为了摆脱既得利益,改革需要能够代表人民整体利益的政治力量来推动。否则,改革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就像美国甚至不能禁止枪支一样,因为它背后有代表枪支和军事工业利益的利益集团。

第三是审视一个国家的决策权和执行力。中国共产党的决策采用协商民主和民主集中制的方法,其决策权和决策质量明显高于西方国家的小圈子决策、游说团体决策和民粹主义决策模式。我们决定的执行也是公认的。

这三个标准也是一种中国话语。我们可以用它们来判断和衡量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政党和制度,从而增强我们自己的道路信心和制度信心。

——颜渊路是从“谈中学西进”、“整体利益党”还是“局部利益党”中选出来的?这是关键,”社论补充说

[目录]

[作者简介]

张维为,复旦大学杰出教授,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上海春秋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他毕业于复旦大学,获得日内瓦大学国际关系硕士和博士学位。他是牛津大学的访问学者、日内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所长以及中国几所大学的兼职教授。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为邓小平和其他中国领导人担任英语翻译。访问了100多个国家。《中国冲击三部曲》和《文明国家》等的作者。

[社论]

这本书的吸引力在于以下观点:中国对西方的影响不仅仅是科学技术,还包括中国的政治文化、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文化。虽然西方文化的输出对中国文化的信心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但它的有益元素也被中国文化所转化。例如,中国的经济模式借鉴了西方的经验,引入了市场机制,从而确保了公共和非公共经济部门之间以及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平衡。西方学者倡导的独立思考和批判精神也是我们的学术文化需要学习的。只有吸取比较中的积极因素,摒弃选择中的消极因素,才能给中国文化的发展增添新的活力。(颜渊路)

[消息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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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宾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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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袁鲁管